榆林学院对面的巷子-瞭望丨更精准的微治理——陕西榆林学院社区打通基层治理“末端循环”

看！更准确的微治理-陕西榆林学院社区开辟基层治理的“终端循环”

文 ||《望》新闻周刊记者 雷肖霄

2021年6月6日，学院社区志愿者帮助社区居民改造居住环境受访者提供图片

以精细化服务为重点，学院社区从治理末端、矛盾源头、最小单位入手，补位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从管理到治理再到微治理，是社区工作从管理到服务的角色转变

“在过去的十年里，学院的社区工作摆脱了‘群众在看，我们在做’的被动局面，充分激发了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开辟了基层治理的终端循环。”

2009年，现任陕西榆林崇文路街道办事处学院社区党支部书记郝郑伟第一次来到学院社区时，觉得自己的工作“无从下手”。位于榆林市城乡交界处的社区辖区面积近2平方公里，总户数2120户，总人口18467人。在此期间，平房区、商业区和住宅区分散，居民、村民、大学生和农民工结构复杂，流动性强。

十多年后，以“五级、五长、六员服务”为出发点，加强网格末端城市社区的精细治理，有效推动治理机制、治理力量和治理模式下沉到社区末端，有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从治理和矛盾的源头出发

社区里的智慧巷有四排八条巷道和38个庭院，最多的庭院有七八个租户。除主干道外，巷道其余为砂石路，无下水设施。每个家庭的污水和废水都倒在门口，夏天很臭。

改造巷道是社区居民的共同愿望，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在一条小巷里，这个家庭属于大学社区管辖，但那个家庭可能属于榆阳镇管辖。在1.9平方公里的地区，只有700多家小商家，如小超市和酒店，这是非常困难的管理。”郝郑伟说。为了改造智慧巷，他“与房东和租户交谈，前后举办了十多次研讨会，有些人不想扔，有些人等待拆迁，有些人想改造，不想付钱……”

后来，郝郑伟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一名党员作为智慧巷八条巷道的代表，每个庭院都选择了一名房东代表，代表们负责为居民工作。

70多岁的退休党员薛加福看到巷子里的居民担心成本和效果，立即表示要提前支付所有的改造费用。改造完成后，我们将根据效果付款。

受老党员感染，其他居民开始支持改造。改善环境卫生，硬化道路，铺设下水设施，安装监控。。。道路改造有序顺利进行，智慧巷终于改变了旧面貌。

智慧巷的变化源于学院社区对无物业管理社区实施的“党组” 网格长 “自治组”服务模式。此外，学院社区还在物业社区实施了“社区党支部” 业主委员会 物业自治管理模式；平房庭院采用“小巷管家”自治模式，结合街道综合网格，建立“三区联动治理指挥调度中心”，让居民感受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米”。

再细化网格效率，提高效率

4月22日，榆林市实施中心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静态管理演练，模拟封控场景。在学院社区，巷道代表和房东代表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

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打开物资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社区和社区的微循环畅通。

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学院社区进一步细化了终端网格“在原有网格的基础上，我们划分了五个层次，区分了社区、平房区和商业区，形成了由片长、社区长、网格长、建筑长、巷道长、监事、楼层长、院长、店长组成的“五级五长”机制，崇文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严冰岩说。

完善的终端网格大大提高了社区工作效率。郝郑伟说：“在静态管理实践演练中，我们发现五级五长可以快速有效地发挥作用，无论是物资供应、信息传递还是应急处理。”。

在日常工作中，“五级五长”扮演着“六员”的角色：政策宣传员、舆论反馈员、安全风险调查员、矛盾调解员、文明创造者和群众服务员。

“现在，从国家政策到家庭琐事，居民喜欢和社区和楼主聊天。疫情防控静态演练中，大家都看到我们穿防护服很辛苦，主动给我们吃喝，很暖心。”电网工作人员傅广军说。

微治理带动终端循环

走进学院社区，小巷里的道路干净整洁。浅黄色的墙壁上画着敬老爱亲、友邻和谐的宣传画。交错的商业区、平房区和社区给这里带来了浓郁而简单的烟花气息。

采访中，傅正忙着整理因某种原因未参加核酸检测的人员名单，并通知他们及时到相应的流点进行补充检测。虽然还有一份工作，但在“五级五长”机制的帮助下，他只能利用业务时间有效地完成社区工作。

榆林学院对面的巷子

十年来，学院社区汇集了11个党员“双报”单位、8个社会组织等多方位社会力量，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过去，由于缺乏凝聚力，很少有居民愿意参加社区端午节。现在它们都交给了社会组织。他们动员群众参与。我们只提供舞台，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效果更好。”郝郑伟说。

如今，在崇文路街道，包括学院社区，“五长”由居住在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公益心强、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居民商户共用4170名终端网格成员。

从管理到治理再到微治理的背后，是社区工作从管理到服务的角色转变。”在过去的十年里，学院的社区工作摆脱了‘人们在看，我们在做’的被动局面，充分激发了人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开辟了基层治理的终端循环。”郝郑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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